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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大礼堂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每个人民公社都有一个大礼堂。那是全公社党员干部集会的地方,有时候也在里面举行文艺汇演。

最早听说大礼堂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年代,农户家家都有一个广播喇叭,木板做的那种,每天3次由县广播站播送节目。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还播本县新闻和自办的文艺节目。广播站还是播报重要通知的地方,每次公社召开会议,都要通过广播喇叭下通知:“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下面播送会议通知,经公社研究决定,明天上午8点半,在公社大礼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时间一天,自带午饭和凳子,望按时到会,不准迟到。”

母亲是党员,每当听到通知,她就会让奶奶拿出一个窝窝头,带上一些咸菜,包到一块手帕大小的白布里。那时我们家还没有自行车,母亲就去找家有自行车的党员,让人家捎着去开会;实在找不到人捎,母亲就会步行10里路去。神圣的大礼堂,便成了我童年的向往和期待。

头一次瞧见我们公社的大礼堂,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作为学校的优秀团员代表,去参加公社的团代会。记得大礼堂就在公社的西南侧,它长有50米左右,宽度约30米,高度比二层楼要高。正门在西墙,墙面靠上的地方镶着一颗红五星,下方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醒目标语。礼堂四周,长方体的条石垫基,正方形的块石砌过人头,再往上就是一眼眼的大玻璃窗,窗边的檐墙用青砖砌筑,窗户之间,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顶上,铺着青灰水泥瓦。礼堂里面,是土地面,用不太白的石灰抹的墙,梁是两根钢筋,跨度很大,房顶很高,那是全公社最宏伟的建筑了。进入礼堂,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局促得大气不敢喘。大礼堂能盛下1000人开会,会议休息时,上厕所的人排成长队。厕所溢出污水,人们就垫上几块砖头如厕,像是跳芭蕾。

会场的气氛是严肃的,全不像在大队或生产队开会的时候,台上讲着话,台下掐草辫、纳鞋底儿、缝衣服的,该干啥还干啥。带队的老师在膝盖上做着记录,而我们,家里买不起小小的笔记本,更没有一只能带出门的钢笔,就只能听会了。高高的屋顶上,麻雀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敢打情骂俏。它们是自由的,也是随性的。它们不与人作亲密接触,也不必去听舞台上什么官儿的高谈阔论;它们感触的是大自然气候的变化,遵循的是自身生命的规律。

后来,因公社举行文艺汇演,我又到大礼堂去过几次。每次的感觉,仍然是神圣的,还带着几分神秘。80年代中期,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去公社驻地看望我的老师。路过大礼堂时,瞧见大礼堂的玻璃大都破碎,屋顶已有多处塌陷,就像是脱落了牙齿的老人。空旷的屋子里摆着几台锯木头的机器,隆隆的马达声、锯齿的尖叫声,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问看门的大爷,大爷说:“礼堂早就不用了,这儿现在是木器加工厂了。”

去年春上,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又去老师家,曾令我敬仰的大礼堂已不见了踪影,原址上,建起了一家华丽的商铺。招聘广告上写着:高档服装专卖店。店内,装修得富丽堂皇,各种名牌服装,一排排地挂满了衣架。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物质形态,大礼堂已经消失了。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是不会轻易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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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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