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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迷哥哥与我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哥哥为把我打造成铁杆的戏迷,真是费了很大心血。就像现在的家长期望孩子将来是明星、是企业家,而那时他只是希望我是个戏迷。

哥哥对自己的目的信心满满,并给予很大的期望。原因有二,第一,京剧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大众娱乐形式(当然还有电影)。第二,全家人上至祖母和父母,下至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无不是铁杆戏迷。姐姐们甚至是市里的业余京剧名角,经常参加市里的业余京剧活动。青衣和花旦她们轮流上,扮啥像啥,并有了类似现在的粉丝。这样一个优越的外部大环境和优雅的内部小氛围,我想不喜欢京戏都不可能。     

首先,灌输是关键。从家里到剧场的路上,哥哥把戏里戏外的各个角色让我倒背如流,比如四大名旦、四大青衣、四小花旦等等,还有谁谁谁扮演的某某某,某某某是谁谁谁的琴师等等,有时考我回答不上来他很生气。我记不住他怎样批评我,只记得他评判我的脑子是猪脑。大概基于这个原因,后来灌输的内容也换了。他把自己的成长历程讲给我听,希望能够启迪我并开启我的猪脑。

祖父可谓有戏必看,他说自己那时比我还要小,哪里懂什么青衣花旦净角丑角,哪里懂得唱腔念白,但祖父不管那么多,坚信在他填鸭式的灌输中,孙子一定会爱上京剧的。后来父亲从上海回来(父亲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也是逢戏必看,每看都落不了他。就这样,他成了一个戏迷,小小的年龄在大人面前就会唱上两嗓,念上几句,逗得大人直夸是个京戏胚子。

出了家门往西一直走,不远就到了公安局,再走几步就是市政府,往南一拐就拐到了华茂街,大众剧场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它的南面是博物馆、新世界商场,旁边还有胜利剧场,其他地方除了路灯没有什么光亮,只有这一带灯火辉煌,“大众剧场”几个霓虹灯大字在黑夜里坚挺而孤独地伫立在剧场的顶部,远远地就进入眼帘。剧场门前更是热闹非凡,各种小吃的叫卖声和退票的叫喊声交杂在一起,看戏的人们积聚在剧场门前候着等待进场,还有一批没有票的戏迷在剧场大门外围了几个圈,聊得两嘴角堆砌着白白的雪片,聊得口水溅到对方脸上,聊资就是当晚的剧目。

进场前,哥哥会给我买一种小食品带上,这大大提升了我的兴致,进了剧场总有人跟哥哥打招呼,有人还会抚摸一下我的脑袋,调侃道:“这么小就开始培养啊!”哥哥自豪地说:“那是,就得从小开始。”剧场的地面带有小小的坡度,座位是长条椅子,椅背上写着座号,大概能坐七八个人,你刚坐下便有服务生人问你要不要热毛巾,如若要,那人就把毛巾举过头顶轻轻一扭,毛巾穿越排座飞跃多个人头就到了你的手中,每当这时我都会抢着接住热毛巾。老实说,这个插曲给我的快乐远远大于开演后给我的快乐。

大幕拉开后如果是武戏,比如孙悟空、三岔口或是武松打虎之类,我都会精神头十足,甚至跪在椅子上看;有时是文戏,比如苏三起解、打渔杀家或空城计之类,我基本上就先是打盹儿后来就睡过去了;有时是折子戏,前半场武戏后半场文戏,我就上半场清醒下半场酣睡,这时的哥哥已经顾不上我了,完全沉浸在剧情角色唱腔给他带来的愉悦之中,等戏演完了他才推我一把:走吧,尿泼尿回家睡。路上他就发誓再也不带你来了,每听到这句,我就暗暗窃喜,但再看戏他还是拽上我。

哥哥对我的培养终于放弃了,他自己也没戏看了,首先所谓“优越的外部大环境”打破了,自然“优雅的内部小氛围”也跟着消亡——文革开始了。我终于如卸重担,再也不必为那个莫名其妙的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灌输培养而伤脑筋。

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也长大了,京戏也回来了,社会上文化生活沸腾起来,家里人也跟着振奋起来,哥哥更是如同久旱逢雨枯木逢春。后来有那么一句广告词我觉得用在哥哥身上特别贴切:如果你要找他,他不在剧场里就在去剧场的路上。

现在看来,当年让我暗暗窃喜的事儿却成了我一生中的缺憾,由于对京剧一窍不通而缺失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更深入了解,比如在写作时在聊天时只字不敢提京戏,因为怕露怯;作为一个中华子孙也略显单薄,因为缺少了传统文化中比较厚重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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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旭松